《盐铁论》我读了个开头，其中桑弘羊说：

匈奴背叛不臣，数为寇暴于边鄙，备之则劳中国之士，不备则侵盗不止。先帝哀边人之久患，苦为虏所系获也(6)，故修障塞，饬烽燧，屯戍以备之。边用度不足，故兴盐铁，设酒榷，置均输，蕃货长财，以佐助边费。今议者欲罢之，内空府库之藏，外乏执备之用，使备塞乘城之士饥寒于边，将何以赡之？罢之，不便也。

贤良文学回击：

孔子曰：‘有国有家者，不患贫而患不均，不患寡而患不安。’故天子不言多少，诸侯不言利害，大夫不言得丧。畜仁义以风之，广德行以怀之。是以近者亲附而远者悦服。故善克者不战，善战者不师，善师者不阵。修之于庙堂，而折冲还师。王者行仁政，无敌于天下，恶用费哉？

然后桑弘羊又说：

匈奴桀黠，擅恣入塞，犯厉中国，杀伐郡县、朔方都尉，甚悖逆不轨，宜诛讨之日久矣。陛下垂大惠，哀元元之未赡，不忍暴士大夫于原野。纵难被坚执锐，有北面复匈奴之志，又欲罢盐铁、均输，扰边用，损武略，无忧边之心，于其义未便也。

贤良文学再次回击：

古者，贵以德而贱用兵。孔子曰：‘远人不服，则修文德以来之。既来之，则安之。’今废道德而任兵革，兴师而伐之，屯戍而备之，暴兵露师，以支久长，转输粮食无已，使边境之士饥寒于外，百姓劳苦于内。立盐铁，始张利官以给之，非长策也。故以罢之为便也。

简单概括来说，桑弘羊都在说「要防备匈奴，要搞钱」，贤良文学的反对意见也不是很实在——「讲仁义，别打打杀杀」。就匈奴问题上，第一卷《本议》就只有这两回合的交锋，之后是桑弘羊就转移话题了。

桑弘羊作为武帝朝的「财政大臣」，可能对主动出击匈奴的账本算得很清楚，「陛下垂大惠，哀元元之未赡，不忍暴士大夫于原野」 话虽然说得好听，推测一下还是汉家亏本了，不想再主动出击了。不过要反驳贤良文学的说法，有个流氓的手段，汉武帝就用过：

匈奴来请和亲，群臣议上前。博士狄山曰：“和亲便。”上问其便，山曰：“兵者凶器，未易数动。高帝欲伐匈奴，大困平城，乃遂结和亲。孝惠、高后时，天下安乐。及孝文帝欲事匈奴，北边萧然苦兵矣。孝景时，吴、楚七国反，景帝往来两宫间，寒心者数月。吴、楚已破，竟景帝不言兵，天下富实。今自陛下举兵击匈奴，中国以空虚，边民大困贫。由此观之，不如和亲。”上问汤，汤曰：“此愚儒，无知。”狄山曰：“臣固愚忠，若御史大夫汤乃诈忠。若汤之治淮南、江都，以深文痛诋诸侯，别疏骨肉，使蕃臣不自安。臣固知汤之为诈忠。”于是上作色曰：“吾使生居一郡，能无使虏入盗乎？”曰：“不能。”曰：“居一县？”对曰：“不能。”复曰：“居一障间？”山自度辩穷且下吏，曰：“能。”于是上遣山乘鄣。至月余，匈奴斩山头而去。自是以后，群臣震慑。

桑弘羊要是像汉武帝那么缺德，大可以让贤良文学去边境开一座城，让他们用道德感化些人随他们去开荒，再感化些匈奴人来。桑弘羊虽然不是饱读诗书的人，武帝朝的故事我想他还是知道的，至于他为什么出这种阴招，大概大家上朝辩论，还是讲点脸面（加上最后实际上只停了酒的专卖，桑弘羊还是最终胜利者，可能他也就不计较了)。

儒家讲的道德当然有它的力量，陶渊明藉此读过了晋宋之交的艰难时势（劲风无荣木，此荫独不衰。 托身已得所，千载不相违）。但文明的运转其实就是在不断解决问题，道德解决不了匈奴，道德也搞不来钱。

话说回来，相信儒家学说的人并不都是只会谈仁义道德的人，比如苏轼，如果他只是一个腐儒，他无法组织民工建造苏堤，只是他不会在自己的文集里面写各种工程管理的内容。回到现实，我的想法是，与其去关心「士」这样一个不稳定的概念，不如去关注一下为什么儒家不关心解决具体问题，但儒家体系下，依然可以培养出有解决具体问题能力的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