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盐铁论》我读了个开头,其中桑弘羊说:

匈奴背叛不臣,数为寇暴于边鄙,备之则劳中国之士,不备则侵盗不止。先帝哀边人之久患,苦为虏所系获也(6),故修障塞,饬烽燧,屯戍以备之。边用度不足,故兴盐铁,设酒榷,置均输,蕃货长财,以佐助边费。今议者欲罢之,内空府库之藏,外乏执备之用,使备塞乘城之士饥寒于边,将何以赡之?罢之,不便也。

贤良文学回击:

孔子曰:‘有国有家者,不患贫而患不均,不患寡而患不安。’故天子不言多少,诸侯不言利害,大夫不言得丧。畜仁义以风之,广德行以怀之。是以近者亲附而远者悦服。故善克者不战,善战者不师,善师者不阵。修之于庙堂,而折冲还师。王者行仁政,无敌于天下,恶用费哉?

然后桑弘羊又说:

匈奴桀黠,擅恣入塞,犯厉中国,杀伐郡县、朔方都尉,甚悖逆不轨,宜诛讨之日久矣。陛下垂大惠,哀元元之未赡,不忍暴士大夫于原野。纵难被坚执锐,有北面复匈奴之志,又欲罢盐铁、均输,扰边用,损武略,无忧边之心,于其义未便也。

贤良文学再次回击:

古者,贵以德而贱用兵。孔子曰:‘远人不服,则修文德以来之。既来之,则安之。’今废道德而任兵革,兴师而伐之,屯戍而备之,暴兵露师,以支久长,转输粮食无已,使边境之士饥寒于外,百姓劳苦于内。立盐铁,始张利官以给之,非长策也。故以罢之为便也。

简单概括来说,桑弘羊都在说「要防备匈奴,要搞钱」,贤良文学的反对意见也不是很实在——「讲仁义,别打打杀杀」。就匈奴问题上,第一卷《本议》就只有这两回合的交锋,之后是桑弘羊就转移话题了。

桑弘羊作为武帝朝的「财政大臣」,可能对主动出击匈奴的账本算得很清楚,「陛下垂大惠,哀元元之未赡,不忍暴士大夫于原野」 话虽然说得好听,推测一下还是汉家亏本了,不想再主动出击了。不过要反驳贤良文学的说法,有个流氓的手段,汉武帝就用过:

匈奴来请和亲,群臣议上前。博士狄山曰:“和亲便。”上问其便,山曰:“兵者凶器,未易数动。高帝欲伐匈奴,大困平城,乃遂结和亲。孝惠、高后时,天下安乐。及孝文帝欲事匈奴,北边萧然苦兵矣。孝景时,吴、楚七国反,景帝往来两宫间,寒心者数月。吴、楚已破,竟景帝不言兵,天下富实。今自陛下举兵击匈奴,中国以空虚,边民大困贫。由此观之,不如和亲。”上问汤,汤曰:“此愚儒,无知。”狄山曰:“臣固愚忠,若御史大夫汤乃诈忠。若汤之治淮南、江都,以深文痛诋诸侯,别疏骨肉,使蕃臣不自安。臣固知汤之为诈忠。”于是上作色曰:“吾使生居一郡,能无使虏入盗乎?”曰:“不能。”曰:“居一县?”对曰:“不能。”复曰:“居一障间?”山自度辩穷且下吏,曰:“能。”于是上遣山乘鄣。至月余,匈奴斩山头而去。自是以后,群臣震慑。

桑弘羊要是像汉武帝那么缺德,大可以让贤良文学去边境开一座城,让他们用道德感化些人随他们去开荒,再感化些匈奴人来。桑弘羊虽然不是饱读诗书的人,武帝朝的故事我想他还是知道的,至于他为什么出这种阴招,大概大家上朝辩论,还是讲点脸面(加上最后实际上只停了酒的专卖,桑弘羊还是最终胜利者,可能他也就不计较了)。

儒家讲的道德当然有它的力量,陶渊明藉此读过了晋宋之交的艰难时势(劲风无荣木,此荫独不衰。 托身已得所,千载不相违)。但文明的运转其实就是在不断解决问题,道德解决不了匈奴,道德也搞不来钱。

话说回来,相信儒家学说的人并不都是只会谈仁义道德的人,比如苏轼,如果他只是一个腐儒,他无法组织民工建造苏堤,只是他不会在自己的文集里面写各种工程管理的内容。回到现实,我的想法是,与其去关心「士」这样一个不稳定的概念,不如去关注一下为什么儒家不关心解决具体问题,但儒家体系下,依然可以培养出有解决具体问题能力的人。